李白是中國詩歌史上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同時又是新體樂府的集大成者。
一、李白樂府詩創(chuàng)作的時代背景、藝術特點、風格轉變及取得的成就
文學的演進總是伴隨著新的歷史條件，李白生活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繁榮昌盛的盛唐時期，政治開明，思想比較開放，社會秩序穩(wěn)定，人口增加，經(jīng)濟繁榮，各族間聯(lián)系密切，是唐代社會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國整個封建時代健康發(fā)展的最高潮。生活于這樣環(huán)境和條件中的知識分子，大多具有積極進取、追求功名、建功立業(yè)的理想抱負。因此，對個性解放的熱烈追求，大膽的批判精神和昂揚進取勁頭就成了盛唐詩歌的重要特征，亦有人稱之為“盛唐氣象”。由于大一統(tǒng)帝國的鞏固與經(jīng)濟的日趨繁榮，生活環(huán)境發(fā)生了顯著變化，文學的生機也被這種新的生活之風所觸動。百花齊放的盛唐，同時也是文化領域各種文學藝術樣式，特別是詩歌，從內容到形式體制發(fā)生變化的時代。文學藝術不僅繼承了前人所有的成就，而且超越前人的境界，更上一層樓，樂府也處于這一發(fā)展變化之中。
當我們閱讀了《詩經(jīng)》《離騷》、漢魏樂府、六朝民歌，又讀了杜甫、元結以及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前后比較，發(fā)現(xiàn)李白正處于這一變化的激流之中。他繼承了前代人的一切優(yōu)良傳統(tǒng)，而又為后來新樂府的創(chuàng)作作了充分的準備。李白的樂府已不同于舊的樂府了。
李白在中國詩歌發(fā)展史上居于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他的詩作成功地塑造了許多優(yōu)美的典型形象，長久地給人們以美的享受。杜甫曾稱贊李白詩作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李白詩的成就所以這般高，是同他向民歌學習，特別是創(chuàng)造性地繼承漢魏六朝樂府民歌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分不開的。
郁賢皓在《李白選集序》中說道：“李白詩藝術成就最高的是他的樂府詩，其現(xiàn)存樂府詩一百四十九首。他沿用樂府舊題，在傳統(tǒng)規(guī)定內加以變化。他的偉大之處，并不在于擴大題材，改換主題，恰恰相反，他是在繼承前人創(chuàng)作總體性格的基礎上，沿著原來的主題、形象、氣氛、韻律向前發(fā)展，即在同一方向上把這題目寫深、寫透、寫徹底，發(fā)揮到淋漓盡致，無以復加的境地，從而使后來的人難以為繼�！�
二、李白――新樂府的開創(chuàng)者
新樂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題而作的樂府詩。宋代郭茂倩指出：“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于聲，故曰新樂府也�！�(《樂府詩集》)明代胡震亨說：“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制為樂府題者也�！备爬ǖ恼f，唐代以前的樂府詩就是舊樂府詩，唐以后詩人自立新題寫的樂府詩就是新樂府詩。
新題樂府的開創(chuàng)者是杜甫還是李白，一直是文藝界爭論的話題之一，在我看來新題樂府的開創(chuàng)者實為李白。首先，杜甫確實是創(chuàng)作新題樂府詩的先驅之一，其最早的新題樂府《兵車行》寫于天寶十載，安史之亂中還寫有《哀江頭》《悲陳陶》《悲青坂》等，均收入《樂府詩集》。但有名的“三吏”、“三別”卻未收入，令人費解。即便加上“三吏”、“三別”，也不過十余首。比起李白來，不僅創(chuàng)作時間上遲了一步，而且作品數(shù)量上也少得多。李白最早的新題樂府詩《峨眉山月歌》作于開元十二年，因它的平仄不符合七絕的要求，所以李白才將此詩詩題名為“歌”，顯然他是作樂府新題處理的。第二年即作《荊州歌》《橫江詞》(六首)《東山吟》《白毫子歌》，開元二十二年作《襄陽歌》《元丹丘歌》《江夏行》《江上吟》等，此后，新題樂府的創(chuàng)作一發(fā)而不可收，勢頭之盛，在當時是無與倫比的，他的五十三首新題樂府詩有力地說明李白是唐代新題樂府詩的開創(chuàng)者。而杜甫的新題樂府詩是在李白的影響下才出現(xiàn)的，開創(chuàng)之功不在杜甫。
三、李白創(chuàng)作樂府的動因
格律詩早在初唐時期就已成熟，在盛唐時期更因為行卷和女樂傳唱等因素蔚為大觀，而身當其時的李白為什么偏愛創(chuàng)作樂府詩歌，并作了如此之多，主要有三個方面因素。其一，源于李白的“大雅觀”和詩歌復古思想，因其詩歌復古傾向，使他偏重于創(chuàng)制樂府詩歌。其二，與其多才多藝、唱制嫻熟有直接的關系，多才多藝給了他的創(chuàng)制樂府詩歌以極大的便利，于是樂此不疲。其三，李白創(chuàng)作樂府詩歌的動因，不能排除其借女樂自娛和揚名的因素，在李白這類樂府詩歌里塑造了一系列追求愛情、敢愛敢恨、或受禮教摧殘的女性形象。
除以上三個方面因素外，當然也不能排除樂府詩歌本身的形式優(yōu)長對詩人的吸引力。樂府雜言歌詞在章法、句式上參差錯落，不拘一格，其形式既揚《詩》《騷》之長，又棄其弊。
四、李白對樂府詩歌的繼承
漢魏六朝是樂府詩創(chuàng)作的高峰時期，作者多、作品多，然而散佚也多，有待加工的也多，這個任務應當說歷史地落在唐代詩人身上，可惜唐代詩人大多專注于創(chuàng)作，忽視了對歷代樂府的收集整理，只有李白對傳統(tǒng)的樂府舊題作了大量的加工整理與挖掘創(chuàng)新的工作。李白對傳統(tǒng)樂府舊題的挖掘整理可分為五個方面。
(一)對樂府舊辭的語言加以修改鍛煉，以達到鑿璞為玉的功效。
例如李白對《獨漉篇》的改編。原作語言精練，但是過于樸實粗糙，有些語句語意不明，特別是最后兩節(jié)不連貫，李白將“報父冤”改為“雪國恥”，以“鵬搏九天”收尾，浩氣磅礴，實為點睛之筆。
(二)將文不對題的樂府舊辭盡力根據(jù)史料依題立義。如《幽州胡馬客歌》古辭寫“剿兒�？嘭殹保謱憽澳信惭嘤巍�，既不統(tǒng)一，也不很切題。李白作新辭極力描繪邊塞士卒的豪邁氣概：“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笑拂雙只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雁落云端，雙雙掉鞭行，游獵向樓蘭。出門不顧后，報國死何難……”這才真正挖掘出了這一樂府舊題的本義。 (三)有些樂府舊題無古辭，或者由于年深月久，詞已亡佚，李白根據(jù)舊題所流傳的故事加以增補。如《梁甫吟》本無古辭，《三國志》所謂“諸葛亮好為《梁甫吟》”，正好說明《梁甫吟》不起自諸葛亮。郭茂倩的《樂府解題》也解不出《梁甫吟》的本義。只是猜測地說：“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边@顯然不得要領，諸葛亮隱居隆中怎么好唱葬歌呢?張衡《四愁詩》云：“我之所愛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甫艱。”顯然有奸臣當?shù)�，難近君側之意，《梁甫吟》當是隱士之歌。李白的《梁甫吟》正是從這一角度生發(fā)題意：“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崩畎椎男伦�，顯然有撥亂之意。
(四)有些樂府舊題的古辭，立意實在欠佳，不足以垂示后人，所以李白要另鑄新辭。例如梁朝王筠的《游俠篇》，竟有“俠客趨名利，劍氣坐相矜”這種詆毀俠客的句子，這當然是李白所不能容忍的。司馬遷的《游俠列傳》對俠客的評價很高：“已諾必誠，不愛其軀”，“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所以李白的《俠客行》重新塑造了一個“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的豪俠形象，可謂鄭重地為樂府歌詞中的俠客形象正了名，糾正了舊題樂府的失誤。
(五)有些樂府舊題立義本佳，具有獨立的美學價值和諷諭意義�？墒呛笕擞绕淠铣娙说臄M作，往往偏離原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辭的價值和意義。于是，李白便努力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重新闡釋本義。
李白以振興樂府為己任，發(fā)掘，加工整理樂府舊題，繼承了前人的一切良好傳統(tǒng)，他的歌行和他的樂府，雖體制不同，實互相融會。這固然是李白創(chuàng)作上的特色，但也有歷史上的淵源和前人創(chuàng)作的根據(jù)。《詩經(jīng)》雖不以樂府名，實為周之樂府。李白在《古風》第一首中提到“大雅久不做，吾衰竟誰陳”?就是宣誓他要繼承《詩經(jīng)》的傳統(tǒng)，主要是繼承詩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和比興手法。
李白在盛唐時代精神的哺育下，養(yǎng)成了一種感情奔放，樂觀激憤，興奮超越抑制的心理特征;他的理想，他的苦悶，他的憂傷，都具有當時思想解放濃厚的時代特色――狂放的理想主義。
樂府的變化，不是孤獨的或者偶然的現(xiàn)象，也不單純是作家個人主管的愿望，而是和一定的時代文風和樂府本身流傳變化的規(guī)律相聯(lián)系的。樂府古調陳陳相因，傳到盛唐時期，老化到再也不能按原板眼歌唱了，不得不為新起的絕句小詩所代替，其后又不得不為詞所代替。從杜甫到元稹所寫的新樂府，論其內容可謂“緣事而發(fā)”，但能唱者絕少。李白處于盛唐，在整個文化領域(詩歌、散文、繪畫、雕塑、音樂、書法等)發(fā)生劇烈變化而臻于成熟的潮流中，他在樂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與其說他是舊樂府的終結者，不如說他是新樂府的催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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