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通常是作者自身的感受，帶著生活的一些痕跡，聽起來瑣碎，卻蘊含著大道理。下面是yuwenmi小編整理的作文，快來看看吧，希望對你有幫助哦。

　　【苦難的精神價值】

　　維克多·弗蘭克是意義治療法的創(chuàng)立者，他的理論已成為弗洛伊德、阿德勒之后維也納精神治療法的第三學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曾被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受盡非人的折磨，九死一生，只是僥幸地活了下來。在《活出意義來》這本小書中，他回顧了當時的經歷。作為一名心理學家，他并非像一般受難者那樣流于控訴納粹的暴行，而是尤能細致地捕捉和分析自己的內心體驗以及其他受難者的心理現(xiàn)象，許多章節(jié)讀來饒有趣味，為研究受難心理學提供了極為生動的材料。不過，我在這里想著重談的是這本書的另一個精彩之處，便是對苦難的哲學思考。

　　對意義的尋求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當這種需要找不到明確的指向時，人就會感到精神空虛，弗蘭克稱之為"存在的空虛"。這種情形普遍地存在于當今西方的"富裕社會"。當這種需要有明確的指向卻不可能實現(xiàn)時，人就會有受挫之感，弗蘭克稱之為"存在的挫折"。這種情形發(fā)生在人生的各種逆境或困境之中。

　　尋求生命意義有各種途徑，通常認為，歸結起來無非一是創(chuàng)造，以實現(xiàn)內在的精神能力和生命的價值，二是體驗，藉愛情、友誼、沉思、對大自然和藝術的欣賞等美好經歷獲得心靈的愉悅。那么，倘若一個人落入了某種不幸境遇，基本上失去了積極創(chuàng)造和正面體驗的可能，他的生命是否還有一種意義呢?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一般是靠希望活著的，即相信或至少說服自己相信厄運終將過去，然后又能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然而，第一，人生中會有一種可以稱做絕境的境遇，所遭遇的苦難是致命的，或者是永久性的，人不復有未來，不復有希望。這正是弗蘭克曾經陷入的境遇，因為對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戰(zhàn)俘來說，煤氣室和焚尸爐幾乎是不可逃脫的結局。我們還可以舉出絕癥患者，作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相關例子。如果苦難本身毫無價值，則一旦陷入此種境遇，我們就只好承認生活沒有任何意義了。第二，不論苦難是否暫時的，如果把眼前的苦難生活僅僅當作一種虛幻不實的生活，就會如弗蘭克所說忽略了苦難本身所提供的機會。他以獄中親歷指出，這種態(tài)度是使大多數(shù)俘虜喪失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他們正因此而放棄了內在的精神自由和真實自我，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徹底成為苦難環(huán)境的犧牲品。

　　所以，在創(chuàng)造和體驗之外，有必要為生命意義的尋求指出第三種途徑，即肯定苦難本身在人生中的意義。一切宗教都很重視苦難的價值，但認為這種價值僅在于引人出世，通過受苦，人得以救贖原罪，進入天國(基督教)，或看破紅塵，遁入空門(佛教)。與它們不同，弗蘭克的思路屬于古希臘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他是站在肯定人生的立場上來發(fā)現(xiàn)苦難的意義的。他指出，即使處在最惡劣的境遇中，人仍然擁有一種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即可以選擇承受苦難的方式。一個人不放棄他的這種"最后的內在自由"，以尊嚴的方式承受苦難，這種方式本身就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因為它所顯示的不只是一種個人品質，而且是整個人性的高貴和尊嚴，證明了這種尊嚴比任何苦難更有力，是世間任何力量不能將它剝奪的。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受難者如同偉大的創(chuàng)造者一樣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陀斯妥耶夫斯基說出了這句耐人尋味的話："我只擔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難。"

　　我無意頌揚苦難。如果允許選擇，我寧要平安的生活，得以自由自在地創(chuàng)造和享受。但是，我贊同弗蘭克的見解，相信苦難的確是人生的必含內容，一旦遭遇，它也的確提供了一種機會。人性的某些特質，惟有藉此機會才能得到考驗和提高。一個人通過承受苦難而獲得的精神價值是一筆特殊的財富，由于它來之不易，就決不會輕易喪失。而且我相信，當他帶著這筆財富繼續(xù)生活時，他的創(chuàng)造和體驗都會有一種更加深刻的底蘊�！　�1996?10

　　【人不只屬于歷史】

　　那個時代似乎離我們已經非常遙遠了。當時，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歐洲和全世界，人文知識分子大多充滿著政治激情，它的更莊嚴的名稱叫做歷史使命感。那是在五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不久，世界剛剛分裂為兩大陣營。就在那個時候，曾經積極參加抵抗運動的加繆發(fā)表了他的第二部散文風格的哲學著作《反抗者》，對歷史使命感進行了清算。此舉激怒了歐洲知識分子中的左派，直接導致了薩特與加繆的決裂，同時又招來了右派的喝彩，被視為加繆在政治上轉向的鐵證。兩派的態(tài)度鮮明對立，卻對加繆的立場發(fā)生了完全相同的誤解。

　　當然，這毫不奇怪。兩派都只從政治上考慮問題，而加繆恰恰是要為生命爭得一種遠比政治寬闊的視野。

　　加繆從對"反抗"概念作哲學分析開始。"反抗"在本質上是肯定的，反抗者總是為了捍衛(wèi)某種價值才說"不"的。他要捍衛(wèi)的這種價值并不屬個人，而是被視為人性的普遍價值。因此，反抗使個人擺脫孤獨。"我反抗，故我們存在。"這是反抗的意義所在。但其中也隱含著危險，便是把所要捍衛(wèi)的價值絕對化。其表現(xiàn)之一，就是以歷史的名義進行的反抗，即革命。

　　對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批判是《反抗者》中的精彩篇章。加繆一針見血地指出，盧梭的這部為法國革命奠基的著作是新福音書，新宗教，新神學。革命的特點是要在歷史中實現(xiàn)某種絕對價值，并且聲稱這種價值的實現(xiàn)就是人類的最終統(tǒng)一和歷史的最終完成。這一現(xiàn)代革命概念肇始于法國革命。革命所要實現(xiàn)的那個絕對價值必定是抽象的，至高無上的，在盧梭那里，它就是與每個人的意志相分離的"總體意志"。"總體意志"被宣布為神圣的普遍理性的體現(xiàn)，因而作為這"總體意志"之載體的抽象的"人民"也就成了新的上帝。圣·鞠斯特進而賦予"總體意志"以道德含義，并據(jù)此把"任何在細節(jié)上反對共和國"亦即觸犯"總體意志"的行為都宣判為罪惡，從而大開殺戒，用斷頭臺來擔保品德的純潔。濃烈的道德化色彩也正是現(xiàn)代革命的特點之一，正如加繆所說："法國革命要把歷史建立在絕對純潔的原則上，開創(chuàng)了形式道德的新紀元。"而形式道德是要吃人的，它導致了無限鎮(zhèn)壓原則。它對心理的威懾力量甚至使無辜的受害者自覺有罪。我們由此而可明白，圣·鞠斯特本人后來從被捕到處死為何始終保持著沉默，斯大林時期冤案中的那些被告又為何幾乎是滿懷熱情地給判處他們死刑的法庭以配合。在這里起作用的已經不是法律，而是神學。既然是神圣的"人民"在審判，受審者已被置于與"人民"相對立的位置上，因而在總體上是有罪的，細節(jié)就完全不重要了。

　　加繆并不懷疑諸如圣·鞠斯特這樣的革命者的動機的真誠，問題也許恰恰出在這種可悲的真誠上，亦即對于原則的迷醉上。"醉心于原則，就是為一種不可能實現(xiàn)的愛去死。"革命者自命對于歷史負有使命，要獻身于歷史的終極目標�？墒�，他們是從哪里獲知這個終極目標的呢?雅斯貝爾斯指出：人處在歷史中，所以不可能把握作為整體的歷史。加繆引證了這一見解，進一步指出：因此，任何歷史舉動都是冒險，無權為任何絕對立場辯護。絕對的理性主義就如同絕對的虛無主義一樣，也會把人類引向荒漠。

　　放棄了以某種絕對理念為依據(jù)的歷史使命感，生活的天地就會變得狹窄了嗎?當然不。恰好相反，從此以后，我們不再企圖作為歷史規(guī)定方向的神，而是在人的水平上行動和思想。歷史不再是信仰的對象，而只是一種機會。人們不是獻身于抽象的歷史，而是獻身于大地上活生生的生活。"誰獻身于每個人自己的生命時間，獻身于他保衛(wèi)著的家園，活著的人的尊嚴，那他就是獻身于大地并且從大地取得收獲。"加繆一再說："人不只屬于歷史，他還在自然秩序中發(fā)現(xiàn)了一種存在的理由。""人們可能拒絕整個歷史，而又與繁星和大海的世界相協(xié)調。"總之，歷史不是一切，在歷史之外，陽光下還綿亙著存在的廣闊領域，有著人生簡樸的幸福。

　　我領會加繆的意思是，一個人未必要充當某種歷史角色才活得有意義，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古希臘人那樣的貼近自然和生命本身的生活。我猜想那些至今仍渴望進入歷史否則便會感到失落的知識分子是不滿意這種見解的，不過，我承認我自己是加繆的一個擁護者�！　�1996?8

　　【在黑暗中并肩行走】

　　人們常常說，人與人之間，尤其相愛的人之間，應該互相了解和理解，最好做到彼此透明，心心相印。史懷澤卻在《我的青少年時代》(中譯文見陳澤環(huán)譯《敬畏生命》一書)中說，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任何人也無權對別人提出這種要求。"不僅存在著肉體上的羞恥，而且還存在著精神上的羞恥，我們應該尊重它。心靈也有其外衣，我們不應脫掉它。"如同對于上帝的神秘一樣，對于他人靈魂的神秘，我們同樣不能像看一本屬于自己的書那樣去閱讀和認識，而只能給予愛和信任。每個人對于別人來說都是一個秘密，我們應該順應這個事實。相愛的人們也只是"在黑暗中并肩行走"，所能做到的僅是各自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并互相感受到這種努力，互相鼓勵，而"不需要注視別人的臉和探視別人的心靈"。

　　讀著這些精彩無比的議論，我無言而折服，它們使我瞥見了史懷澤的"敬畏生命"倫理學的深度。凡是有著深刻而豐富的內心生活的人，必然會深知一切精神事物的神秘性并對之充滿敬畏之情，史懷澤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他看來，一切生命現(xiàn)象都是世界某種神秘的精神本質的顯現(xiàn)，由此他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主張。在一切生命現(xiàn)象中，尤以人的心靈生活最接近世界的這種精神本質。因而，他認為對于敬畏世界之神秘本質的人來說，"敬畏他人的精神本質"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以互相理解為人際關系為鵠的，其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人的心靈生活的神秘性。按照這一思路，人們一方面非�？粗貏e人是否理解自己，甚至公開索取理解。至少在性愛中，索取理解似乎成了一種最正當?shù)男袨�，而指責對方不理解自己則成了最嚴厲的譴責，有時候還被用作破裂前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人們又非常踴躍地要求理解別人，甚至以此名義強迫別人袒露內心的一切，一旦遭到拒絕，便斥以缺乏信任。在愛情中，在親情中，在其他較親密的交往中，這種因強求理解和被理解而造成的有聲或無聲的戰(zhàn)爭，我們見得還少嗎?可是，仔細想想，我們對自己又真正理解了多少?一個人懂得了自己理解自己之困難，他就不會強求別人完全理解自己，也不會奢望自己完全理解別人了。

　　在最內在的精神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的，愛并不能消除這種孤獨，但正因為由己及人地領悟到了別人的孤獨，我們內心才會對別人充滿最誠摯的愛。我們在黑暗中并肩而行，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無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個圣地，因為我們無法向別人甚至向自己說清心中的圣地究竟是怎樣的。然而，同樣的朝圣熱情使我們相信，也許存在著同一個圣地。作為有靈魂的存在物，人的偉大和悲壯盡在于此了。

　　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