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字元亮，自號“五柳先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然而“家貧,不能常得”;日子雖然過得很艱苦，他卻能安貧樂道，忘懷得失。“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身世背景/陶淵明[東晉詩人]
陶淵明的時代是在典午大亂之后，正當劉裕篡晉的時候。他生在一個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的后人固有問題，但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孫;祖父做過太守;他的父親似乎早就在家居閑(據(jù)《命子》詩，安城太守之說似不確。他序他的先世都提到官職，而到其父時只有“淡焉虛止，寄跡風云，冥茲慍喜”數(shù)語)。母親是當時名士孟嘉的女兒。他還有一個庶母，弟敬遠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親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有侄兒靠他撫養(yǎng)。原配夫人在他三十歲左右死去，續(xù)弦翟氏，幫他做農(nóng)家操作。
他有五個兒子，似還有“弱女”，不同母;在中年遭了幾次喪事，還遭了一次火，家庭負擔很不輕，算是窮了一生。從早年就愛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時才五十余歲(舊傳淵明享年六十三，吳汝綸定為五十一，梁啟超定為五十六，古直定為五十二，從作品的內(nèi)證看，五十一二之說較勝)。
當時一般社會情形很不景氣，他住在江西潯陽柴桑，和一般衰亂時代的多數(shù)鄉(xiāng)下讀書人一樣，主要靠種田過活，境況非常窘迫，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維持極簡單的生活。迫于饑寒，只得放下犁頭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鎮(zhèn)軍參軍，那是他才二十三歲左右(晉隆安三年)，兩年后，奉使到江陵;同年冬天，母親去世，他居了兩年憂，到了二十八歲那年，又起來做建威參軍，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補彭澤縣令，冬十一月就因為不高興束帶見督郵，解印綬歸田。
總計起來，他做官的時間前后不過六年，以后再也沒有出來做官。 從二十九歲棄官，到他五十一歲死，二十余年中，他都在家鄉(xiāng)種田，生活極苦，雖偶得朋友資助，還是有挨餓乞食的時候。
人物生平/陶淵明[東晉詩人]
早年生活
淵明曾祖或為陶侃(尚存爭議，但二者的親緣關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晉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過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說，或名岱或名茂)，父親是個“寄跡風云，寘茲慍喜”的人，具體事跡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淵明三歲，后嫁給程姓人家，故陶詩文提及她時稱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來，淵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壞。八歲時淵明父去世，家境逐漸沒落。十二歲庶母辭世，淵明后來作文章回憶這段往事時寫道：“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才九齡”(《祭程氏妹文》)。二十歲時家境尤其貧困，有詩可證：“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
淵明“自幼修習儒家經(jīng)典，愛閑靜，念善事，抱孤念，愛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稑s木》序曰：“總角聞道”，《飲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他早年曾受過儒家教育，有過“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志向;在那個老莊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歡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又愛琴書：“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與子儼等疏》)。他的身上，同時具有道家和儒家兩種修養(yǎng)。
致仕生涯
二十歲時，淵明開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謀生路�！讹嬀啤菲涫�“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qū)。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馀�？执朔敲嫞Ⅰ{歸閑居”即是回憶他的游宦生涯。在此階段他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級官吏詳情已不可考。在短暫的居家生活后，二十九歲時，他出任州祭酒(此官職具體負責事務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職，辭官歸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辭卻了此事，依舊在家閑居。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淵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從都還家，于規(guī)林被大風所阻，有詩《庚子歲五月從都還阻風規(guī)林》，表達了他對歸家的渴望和對園林對舊居的懷念。一年后因母喪回潯陽居喪。三年丁憂期滿，淵明懷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的觀念再度出仕，出任鎮(zhèn)軍將軍劉裕參軍。此時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為官一展宏圖，可在出仕后卻仍然眷念田園，“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作》)。義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淵明為建威將軍劉敬宣參軍，經(jīng)錢溪使都，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jīng)錢溪》詩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動蕩于仕與耕之間已有十余年，他已厭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
隱居生活
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淵明最后一次出仕，為彭澤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陶淵明作《歸去來兮辭》，解印辭官，正式開始了他的歸隱生活，直至生命結束。此時的淵明，政治態(tài)度入于明確的時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時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這時的他是有意識的了：他這樣做，而且也明白為什么要這樣做。他以往的田園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時卻是勞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農(nóng)民的生活。期間他創(chuàng)作了許多反映田園生活的詩文，如《歸園田居》五首、《雜詩》十二首。義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淵明家中火災，宅院盡毀，被迫遷居。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詔征他為著作佐郎，淵明稱病沒有應征。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為江州刺史，約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結交淵明，二人之間有軼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顏延之為始安太守，與淵明結交，有軼事顏公付酒錢。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濟聽聞淵明之名，去看望他，贈以粱肉，并勸他出仕淵明卻拒絕了他，所贈粱肉也沒有收下。同年，淵明卒于潯陽。
情感生活/陶淵明[東晉詩人]
詩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開，詩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現(xiàn)。因此，研究一個詩人的感情生活遠比分析他的思想更重要。
朱光潛·《詩論》
他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許多矛盾和沖突;和一切偉大的詩人一樣，他終于達到調(diào)和靜穆。從他的詩里，我們可以領悟到他的“沖澹”，卻可能讓不知道這“沖澹”是從幾許辛酸苦悶得來的。他一生飽經(jīng)憂患，并不像許多人想的那樣悠然自得，極端貧窮時，到了“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的境地，他雖不怨天，但是叫兒子們幼而饑寒，他尤覺良心有愧。窮還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詩集之中多有憂生之嗟，可見遲暮之感與生死之慮時常在淵明心中盤旋。尤其是剛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原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傷逝者，行自念也”。這世間還有誰能給他安慰呢?他對于子弟，本來“既見其生，實欲其可”，而事實上“雖有五男兒，總不愛紙筆”，使他嗟嘆“天運”。至于學士大夫中的朋友，大半和他“語默殊勢”，令他起“息交絕游”的念頭。連比較知己的象周續(xù)之、顏延之一班人也都轉(zhuǎn)到劉宋去忙著做官，他送行時說：“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路若經(jīng)商山，為我稍躊躇”，這語音之中有多少寂寞之感!
思想性格/陶淵明[東晉詩人]
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是陶淵明思考人生得出的兩個主要結論，也是他人生的兩大支柱。
“安貧樂道”是陶淵明的為人準則。他所謂“道”，偏重于個人的品德節(jié)操方面，體現(xiàn)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他特別推崇顏回、黔婁、袁安、榮啟期等安貧樂道的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jié)操的純潔，決不為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業(yè)，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廣對疏受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發(fā)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來求得平衡：“貧富常交戰(zhàn)，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其五)而那些安貧樂道的古代賢人，也就成為他的榜樣：“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詠貧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貧窮，到了捱餓的程度，但是并沒有喪失其為人的準則。
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不見于《論語》、《孟子》，是老莊哲學特有的范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于近代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的物質(zhì)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tài)，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guī)律而變化，無須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當順應自然的狀態(tài)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陶淵明希望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jīng)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謂“質(zhì)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序》)，說明自己的質(zhì)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繩墨的約束。所謂“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表達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悅。在《形影神》里，他讓“神”辨自然以釋“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長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義化解它們的苦惱。形影神三者，還分別代表了陶淵明自身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者的對話反映了他人生的沖突與調(diào)和。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導出來的順化、養(yǎng)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較完整而一貫的哲學。
總之，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通過泯去后天的經(jīng)過世俗熏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支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復歸。這在他自己也許能部分地達到，特別是在他所創(chuàng)造的詩境里，但作為醫(yī)治社會的藥方卻是無效的。
陶淵明是魏晉風流的一位代表。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求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自己的人生藝術化。以世俗的眼光看來，陶淵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來，他的一生卻是很藝術的。他的《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時運》等作品，都是其藝術化人生的寫照。他求為彭澤縣令和辭去彭澤縣令的過程，對江州刺史王弘的態(tài)度，撫弄無弦琴的故事，取頭上葛巾漉酒的趣聞，也是其藝術化人生的表現(xiàn)。而酒，則是其人生藝術化的一種媒介。陶淵明可以說是魏晉風流的杰出代表。
陶淵明讀書的故事
陶淵明最后一次做官，是義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過“不惑之年”(四十一歲)的陶淵明在朋友的勸說下，再次出任彭澤縣令。有一次，縣里派督郵來了解情況。有人告訴陶淵明說：那是上面派下來的人，應當穿戴整齊、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淵明聽后長長嘆了一口氣：“我不愿為了小小縣令的五斗薪俸，就低聲下氣去向這些家伙獻殷勤。”說完，就辭掉官職，回家去了。陶淵明當彭澤縣令，不過八十多天。他這次棄職而去，便永遠脫離了官場。
此后，他一面讀書為文，一面參加農(nóng)業(yè)勞動。后來由于農(nóng)田不斷受災，房屋又被火燒，家境越來越惡化。但他始終不愿再為官受祿，甚至連江州刺使送來的米和肉也堅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絕了。
陶淵明是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人世的。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適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氣節(jié)為代價。陶淵明因“不為五斗米折腰”，而獲得了心靈的自由，獲得了人格的尊嚴，寫出了一代文風并流傳百世的詩文。在為后人留下寶貴文學財富的同時，也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他因“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風亮節(jié)，成為中國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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