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詩歌無論在題材上,還是從情感取向及情感 表現(xiàn)上,都已顯露出明顯的抒情特色。建安詩歌正式宣告并奠定了詩歌抒情特征的地位,使詩歌功能開始由敘事轉(zhuǎn)向抒情,從此,我國詩歌真正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建安是漢朝最后一個皇帝漢獻帝劉協(xié)的年號，當時的國政已經(jīng)持于曹操之手，而文學上的建安時期比建安這個年號所存在的時間前后各長二十年。

　　建安時代，上承《詩經(jīng)》、《楚辭》，成為我國古代詩歌史上一個新的高峰，詩歌的特點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慷慨激昂。建安時代的五言詩涌騰，打破了漢代詩壇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詩從此興盛，七言詩從此初步奠定基礎(chǔ)。

　　建安時代的主要作家有三曹和建安七子等，他們都生活在北方的魏王朝中。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曹操詩的特點是深沉古直，氣韻沉雄，他的詩今存二十余首，都是樂府。一部分是描寫漢末戰(zhàn)亂和人民的苦難，如《蒿里行》、《苦寒行》、《卻東西門行》;另一部分表現(xiàn)他自己的政治主張，如《短歌行》、《龜雖壽》、《觀滄海》等，《詩評》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

　　曹丕詩風格纖弱，他的《燕歌行》是現(xiàn)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首七言詩，寫景抒情都很細膩，詩逐句押韻，說明這一時代的七言形式尚未成熟。

　　曹植的詩慷慨活潑，詞藻豐富華美，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名都篇》、《白馬篇》、《贈白馬王彪》、《美女篇》、《洛神賦》、《野田黃雀行》都是他的名作，《詩評》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建安七子指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yīng)瑒、劉楨; 其中孔融年齡最大，僅存詩七首;王粲的成就最高，詩賦都很出色;陳琳、阮瑀除詩歌外還擅長公牘文書;劉楨的五言詩在當時名氣很大;徐干的情詩寫得很好;應(yīng)瑒的詩較為平淡。

　　《建安詩三百首評注》選擇了建安時代流傳下來的三百首詩，建安文學多是文人詩，它的語言較之《詩經(jīng)》和《古詩十九首》都更難懂，《建安詩三百首評注》對所選的詩歌都加以評點和詳細的注釋，有助于讀者的閱讀和理解。

　　相關(guān)介紹

　　建安詩歌一方面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又加以發(fā)展、改造。

　　就繼承方面來說，從漢樂府民歌中興起的五言詩形式，被建安詩人普遍使用，加以發(fā)展，并成為整個魏晉南北朝詩歌最基本的形式。樂府民歌的語言風格，對文人詩也產(chǎn)生了明顯的影響。而且，采用樂府詩題，沿襲樂府民歌中常見題材的作品，在這一時期的文人詩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發(fā)展歷程

　　就發(fā)展和改造方面來說，首先，過去作為詩歌主體的樂府民歌，是一種社會性的集體創(chuàng)作。它們由某些無名作者最初寫成以后，在流傳過程中不斷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現(xiàn)出作者的個性特征。而建安時代，就不大有作品無主名的現(xiàn)象。這些與作者[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個人的特殊經(jīng)歷、情感和獨特的審美愛好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這就促使詩]歌向風格多樣化的方向發(fā)展。

　　其次，漢樂府民歌中敘事詩為數(shù)較多，因為帶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為普通民眾接受，得到廣泛流傳。而建安文人詩絕大多數(shù)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樂府詩題，也很少具有故事性。

　　第三，過去作為文人文學之主體的辭賦的某些特點，也被帶到詩歌領(lǐng)域中來。辭賦最顯著的特點是語言華麗，而樂府民歌一向是樸實無華的。建安詩人中，不乏作賦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們的詩，也明[顯帶有華麗的傾向。而且，在辭賦中較早就被大量運用的駢偶手段，在詩歌領(lǐng)域內(nèi)，也是由他們率先使用的。這些駢偶(即對仗)詩句，還顯示出有意錘煉的痕跡。

　　總之，建安文人詩既受了樂府民歌的影響，同時開始向文]人化的精致華美轉(zhuǎn)變。這在中國古典詩歌的發(fā)展史上，是一個重大的開端。曹丕說“詩賦欲麗”，正反映了當時普遍的文學觀念。不過，建安詩歌雖有趨向華麗的一面，但并沒有過分使用典雅深奧的書面語言，也沒有過分的繁縟、鋪張，以至文句松弛，妨礙情感的表達。一般說來，作品的語言仍然是明朗、淺顯、緊湊而富有力度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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